从生产力角度，剖析民族与民族主义，兼论资本主义为何诞生 ...

沙尘暴友满拒群

在用国际主义批判民族主义时，很多人压根不了解什么是民族主义，本文先就民族主义、资本主义起源、发展，进行剖析。

严格意义上讲，民族与民族主义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
然而现在许多网友，却常常将两者混同，这个现象，在中国古代史领域，尤为严重。


一些人声称，民族主义是贯穿古今的，并此为依据，对宋元明清的历史进行解构。
而另一些人则强调，古代没有民族，只有忠君，不能以今天的观念强行代入过去。
一、民族
大家好，我是热带榕树，上文提到的不同观点，一旦在网上发生碰撞，其结果如何，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。
以个人旁观过的几场辩论为例。
正方往往会站在民族角度，毫不吝惜对卫青、霍去病、朱元璋，甚至是陈友谅等豪杰，送上无数溢美之词。
而反方这时候，大概率会拿朱元璋承认元朝正统，汉武帝重用匈奴人金日磾说事。
当然了，类似过程，其实也并不是很重要。因为无论怎样，这种辩论，到最后都会演变成人身攻击的。
所以，古代史中，与民族相关的战争和王朝更迭，到底该如何剖析判断？
其实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在以前文章中，也曾做过一些简单的总结，概括起来：

“古代当然是有民族的，但是绝对没有民族主义。”

为什么要这么说？首先我们来看民族。


什么是民族？按照现在比较常见的定义：

“民族是指在文化、语言、历史上，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，有所区分的一群人。”

从这个角度入手，最晚从秦汉开始，华夏在中原地区的大一统民族构建，就已经基本成型了。
而且，这种所谓的“民族”定义，并不是作为后人的我们，拿着今天的概念，硬生生套在古人头上的。
根据《新五代史》的记载，有个名叫张砺的大臣，曾拒绝辽国的招揽，理由是：

“臣本汉人，衣服饮食言语不同，今思归而不得，生不如死。”

大家看到了吧，他所用的理由，并不是儒家传统的忠孝，而是很纯粹的民族观念。
还有崖山海战后，元军曾在巨石上镌刻“镇国上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”字样。
到了明朝，文人赵瑶为此愤愤不平，于是作诗一首，曰：

忍夺中华与外夷，乾坤回首重堪悲。
镌功奇石张弘范，不是胡儿是汉儿。

这也是非常典型的，从民族方向入手的叙事方式。
否则张弘范生平从未在宋朝出仕，也没有像后来的吴三桂那样数易其主。



崖山海战

如果古代根本不存在民族和民族意识，那么从儒家忠君角度看，他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被指责的。
类似案例，古籍上比比皆是，这里就不多举例了。
总之，民族不但在古代客观存在，而且古人主观上，也是普遍抱有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。
当然了，本文讲到这里，有些网友可能就要提出异议了。
要是古代真的有民族意识，那么明朝立国后，为什么要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？
按照民族主义的逻辑，元朝作为北方的征服者，就算不按个“伪元”的称号，起码也得在舆论上大肆批判吧？
然而历史并非如此，朱元璋在《登极诏》中，高度赞扬忽必烈，所谓：

“天命真人于沙漠，入中国为天下主。”

洪武三年，明军北伐大获全胜，俘虏元皇子，群臣请求杀之，朱元璋又斥责道：

“元主中国百年，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，奈何为此浮薄之言？”

甚至于明朝帝王庙中，还长期祭祀忽必烈、木华黎等蒙古君臣，直到嘉靖年间才最终废止。


此类种种，近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，就曾在《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》中，总结道：

“所谓民族大义，光复汉唐旧统，诚千载难逢一机会，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。”

所以，这是为什么？翻阅典籍，古人不是有民族意识、民族感情吗？
这怎么到了元明更替这种大事上，反而个个都不讲民族叙事了？
当然，任何看似不合理的现象，其背后肯定都是有内在原因的。本文开头曾说过：

“古代有民族，但是没有民族主义。”

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，弄懂了其中的区别，就能明白古人的逻辑。
要知道，民族自古有之，而民族主义，起源于法国大革命，至今也不过200多年历史而已。
二、生产力
所以，讲了这么多，什么是民族主义？民族主义和民族的区别又是什么？
为了更好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，本文想先就古代的生产力和生产模式，进行论述。
我曾看过一些穿越小说，主角不管回到哪个时代，都热衷于打贵族，分土地，建立理想社会。
穿越到周朝，就把矛头对准周天子。
穿越到汉唐，就把矛头对准门阀豪强。


小说不用太考究，随便看看图个乐当然没问题，但事实上，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完全行不通的。
比如西周至春秋，当时的生产力是什么样的？很多人可能都知道，集体劳作的井田制么，那为什么要实行井田制呢？
很简单，生产力太落后了，只有在公有土地上共同劳动，大家才有可能活下去。
当时缺的是土地吗？显然不是，那时候的中原，开发程度和今天的西伯利亚差不多。
零零散散的城市星罗棋布，一出门，四面都是荒原。
这种情况，在史料中还有个专属名词，叫作“隙地”，例如《左传》记载：

“宋、郑之间有隙地焉，曰弥作、顷丘、玉畅、岩、戈、锡。”

这条记载出现于春秋末期，而且宋国和郑国，又地处开发程度很高的中原腹地。
由此，大家应该也能够想象，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样了吧？
那个时候民众缺地吗？根本就不缺，真正稀少的，反而是生产工具。
如果生产力没有根本性的变化，就算真有穿越者，把贵族们都打倒了，生产资料也是不可能平分的。


最后还得集体劳作，不然根本无法生存。
那么要是把时间线，再往后推一些呢？
西周、春秋不行，等到自耕农已经大量产生的汉唐，可不可以把豪强门阀，都取缔掉呢？
这个问题，我以前在“宋朝以后，华夏武德为何衰败”的文章中（点此查看），专门讲过，这里再简单提一下。
的确，自从铁犁牛耕普及以来，井田制日渐瓦解，土地私有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。
这个知识点，估计大家多少也是有所了解的。
铁犁牛耕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，越来越多的人，不愿意继续在公田上接受盘剥，于是纷纷跑出去开垦私田。
这个阶段，贵族和地主，对平民的人身控制，确实被削弱了很多。
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此认为，自战国后，自耕农就是社会的主导力量，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呢？
显然是不能的，原因也很简单。
虽然从战国至唐代，小农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，但商品交换受限于生产力，仍然很脆弱。
典型案例，在现代社会，由于贸易发展，完整的生产体系，往往是以国家，甚至是大洲为单位的。
得益于先进的科学技术，哪怕是衣服、日用百货等低价值商品，也能在经历了数千公里的运输后，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售。


因此单个的县或市，根本没必要什么都造，只要发展少数支柱产业，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。
分工促进生产力提高，各区域因地制宜，深耕一两个领域，本来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。
然而这种模式，在古代是完全行不通的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：

“百里不贩樵，千里不贩籴。”

贤良文学在《盐铁论·通有》篇中（点此查看），专门从成本方面，论述了非高价值货物，不可进行远程贸易的特性。
毕竟古代社会没有现代的技术、产业链和基础设施建设。
举个比较形象的例子，一个地方木头100钱，另一个地方木头1000钱，两地相距较远。
这个差价，成长于工业革命后的人们，可能会觉得是个发财的良机。
但是汉代商人要敢下手，木头100钱，运费说不定得10000钱，赔的血本无归。
因此至少在宋朝以期，中国的商业是呈区域化特征的。
各地难以从外界获得所需产品补充，于是基本上每个郡县，都要搞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。
这也就是东晋葛洪，在《抱朴子》中记载地方豪强：

“僮仆成军，闭门为市。”

东汉《四民月令》，记载强宗大族经营项目包罗万象。


从农耕、畜牧、渔业、林业、染织、酿造、冶金、水利、军工、到各种手工业什么都有的根本原因。
分散的自耕农，无法进行全产业生产，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豪强大宗才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关系。
总而言之，相比于西周的井田时代，汉唐贵族对平民的控制能力，确实有所下降。
但是所谓的“有所下降的控制能力”，从绝对值上看，仍然非常强大。
当时很多平民，对豪强完全是人身依附关系，类似于签了卖身契的那种关系。
基本上祖祖辈辈，子子孙孙，从衣食住行，到身家性命，都被人完全掌控。
现代人所熟知的，那种主家钱给少了，或者受委屈了，立马就能跳槽的雇佣关系。
直到宋朝，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逐渐普及开来。
南宋学者胡宏，在《五峰集》中，曾用一句话对比古今社会结构，所谓：

“主户之于客户，皆齐民。”

讲的就是这种变化。
类似情况，其实在古代欧洲，也是差不多的。
虽说中西方文化不同、地理环境不同，演化出来的制度、思想，也差异巨大。
但是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物质具有第一性。


两个文明的差异就算再大，也绝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生产力水平，去构建过于超前的制度。
罗马时代的奴隶制就不说了，很明显具有集体劳作，以及人身依附的特征。
至于中世纪的城堡庄园，欧洲历史学家对此的研究分析，更是多如牛毛。
比如贝内特的《英国庄园生活》中，就曾总结道：

“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，是中世纪农民生存、迁徙、安身立命之所。”

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肯定有人已经开始懵了，本文不是要讨论民族和民族主义吗？
现在用了这么多篇幅，论述生产模式，貌似多少有些离题了吧？
其实不然，因为从唯物主义角度看，民族观念作为意识，必定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。
古代的生产模式是什么样的？集体劳作，人身依附。这种情况下：
第一，任何王朝，除非乱世出流民，否则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数量，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
普通的平民，大概率一辈子，都不会离开自己的村子。
别说是进城市了，可能十几里地以外，其他村子是啥样子的都没见过。


那么你说这种环境下成长出来的人，是共情自己的宗族多些？还是共情民族多些？
第二，当各郡县，都掌握完整生产体系时，地方豪强的势力，必然非常强大。
反映到现实中，就是宋朝之前的任何朝代，都要依赖强宗大族，才能有效动员。
最直观的案例，比如战争，隋唐府兵制的起源，宇文泰的诏书就提到：

“广募关陇豪右，以增军旅。”

刘邦迁徙战败的六国后裔至关中，其目的，根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就是：

“无事，可以备胡，诸侯有变，亦足率以东伐。”

这个论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（点此查看），曾详细剖析过，这里就不多赘述。
当然，商鞅变法之后的秦朝是个例外，这个以后再讲。
那么，从以上两点，能得出什么结论呢？
首先，古代虽然存在民族意识，但是，受限于生产力，民众对此的接受度，肯定是远远不如乡土宗亲意识的。
北方或许还好一点，南方有些情况特殊的区域，甚至是十里不同音，百里不同俗。


一个连村子都没出过的古人，或许能够共情隔壁村的人，胜过共情游牧部落。
但指望他们，为了这些不熟悉外姓人拼命，自然也不太现实。
其次，相信很多人也看出来了，宋代以前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豪强大宗，明显更有力量。
朝廷要正常运行，必须得依靠他们，与他们深度绑定。
所以，作为地方势力，豪强大宗是更关心乡土利益？还是更愿意将力量无谓地消耗在外地？
这些贵族或许也有民族意识，但想动员团结他们，民族大旗显然是不够的。
由此，本文就可以正式开始谈论民族，以及民族主义的区别了。
一个很明显的事实，古代当然是有民族的，古人也有朴素的民族意识和情感。
但是受限于客观条件，这种意识形态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是相对次要的，发展不完善的，弱于乡土意识的。
且在当时，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地方豪强，其生产生活方式，也不支持民族叙事。
所以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，才更适合古代的实际情况？


大家可以看到，早期西方世界，利用宗教，完成了文明共同体的初步构建。
最早是多神教，后来演化成了更先进的一神教（点此查看）。
当然，无论是多神教还是一神教，从来都没有将民族，作为招揽信徒的门槛和障碍。
而华夏，则发展出了孔孟之道，儒生们或许会强调华夷之辩，但也认同：

“入华夏则华夏，出华夏则蛮夷。”

大方向上，还是鼓励边远部落，通过学习礼乐，成为周礼世界的一部分的。
综上所述，东西方的古典意识形态，都是非常普世的。
毕竟第一，当时的民族观念还不强大，人口流动也少，民族矛盾较容易调和。
第二，朝廷重点笼络的对象只是豪强，不包括，或者很少顾及广大民众。
当利益合作，仅由上层少数人主导时，民族差异带来的冲突，也会被极大弥合。
为什么元明交替，满朝上下不讲民族意识，反而将之视为普通的王朝更替？
为什么作为德国人的叶卡捷琳娜女皇，能得到俄罗斯人的效忠与拥护？
原因就在于此啊。
三、民族主义
讲到这里，本文还剩最后一个问题。
上文所述的，朴素、古典的民族意识，是在什么时候，以什么形势，上升为民族主义的？



法国大革命

答：变革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，从此，政治规则被彻底改变。
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性质，现在的历史书籍，一般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。
或者说得再具体些，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，打倒了腐朽的封建王权，建立了近代化国家。
对于这段历史进程有所了解的网友，可能还知道，大革命前，欧洲大陆存在三股力量。
国王、地方贵族、市民阶层。
与华夏的先秦时代相似，中世纪的欧洲也实行分封制。
因此国王与地方贵族的关系，我们还是比较好理解的，具体对照周天子与诸侯就能明白了。
所谓的国王，名号听着很唬人，但实际上能够管辖的地区，非常有限。
各地方的领主们封邦建国，大多都拥有独立的财政、武装力量，实力不容小觑。
历史书上的名言“我附庸的附庸，不是我的附庸”，即描述此事。
君主甚至只能叫得动直系领主，其命令在更广阔的国土上，毫无约束力与威严。
三顾力量，已经讲清楚了两个，那么剩下的市民阶层，又是怎么回事？
他们是欧洲文明史上，独有的群体，本文需要多花些笔墨，对其进行描述。
所谓“市民阶层”，从字面上看，就是城里人的意思。



中世纪欧洲市民阶层

当然，欧洲的城里人，与华夏文明宋朝以后，普遍出现的市民阶层，有着巨大的差异。
根据历史学界的共识，大约在公元12-13世纪，欧洲的生产力逐渐得到了发展。
比如《现代世界体系》一书中，就曾对进行总结：

“在此阶段，封建制度和商品贸易同步发展，地主开始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出售了。”

商业兴盛的结果就是，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常设集市。
这些集市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谋生，于是又演变成了手工业与商业中心。
这就是欧洲中世纪城市的雏形，按照《西方社会史》的统计，其中比较杰出的代表。
如巴黎、米兰、威尼斯与佛罗伦萨，在13世纪中期，人口超过了8万。
而伦敦、巴塞罗那、科隆等14个城市，在同时期人口也超过了4万。
这些城市人口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从事各行各业。
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正在逐渐脱离领主，成为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民！
这个阶段的发生的事情，有点类似于古代中国，井田制崩溃后，农民们纷纷逃离公田，开垦私田的情况。


欧洲贵族治下的民众，大量逃亡，涌入城市。
德国历史学家韦伯，在《经济与社会》中，记载了一句古代谚语：

“城市空气使人自由。”

而比利时学者亨利·皮郎，更是在《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》中，高度概括道：

“这事实上成为了解放农奴的途径。”

最后，三股力量中，国王联合市民阶层打垮了地方贵族，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。
而市民阶层，又发动了法国大革命，将国王推上了断头台，建立了近代国家体系。
此时，古典的、朴素的民族意识，正式成为了民族主义。
其具体过程，大致如下。
在大革命爆发前，中世纪的欧洲虽然支离破碎，诸侯割据，但在意识形态上，大家还是有明确的效忠目标的。
按照基督教“君权神授”的说法，国王的统治合法性，是由上帝授予的。
因此理论上，在经过了教会的认证后，法国的路易家族，应当获得境内一切臣民的服从。
这种统治体系，或许远远没有古代中国的郡县制，那么严密、强大。


但它至少是存在的，且是逻辑上能完美自洽，经过了长时间实践，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。
然而当市民阶级，用武力掀翻了国王和一切旧贵族后，问题就来了。
城里人的经济模式和特点，决定了他们追求“平等、自由”，反对包括“神权、君主”在内的一切束缚。
可问题是，君主在的时候，所有人效忠的对象，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，这非常清晰明了。
等君主没了，大家又该效忠谁呢？原有的国家体系，必须得全部推倒重构。
这个阶段，西方出现了很多思想家。
他们提出，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，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，所以，大家都该效忠人民。
话听上去，非常的伟大，先进，鼓舞人心，那么，谁才是人民？
和君主不同，人民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词语。
法国本土人算不算人民？殖民地上的有色人种，算不算人民？
还有一些有争议的，缘边的地区，比如阿尔萨斯-洛林的居住者，算不算人民？
如此，既然提出要效忠人民，那就必须先把人民的边界划分出来。
否则全世界各地，随便跑进来几个人，都能自称是法兰西的主人，秩序不立马就乱套了？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相信大家也能够猜到了。
市民阶层以语言、文化、习俗、历史，界定人民的范围。


原先次要的、被忽略的民族意识，从此迈入世界舞台中心，最终变成了民族主义。
当然，这仅仅是直接原因。
如果从生产力角度剖析，欧洲中世纪末期的那些城里人，都是从哪儿来的？
上文已经讲过了，他们大多是从各个诸侯的领地里，逃出来的。
由此可知，第一，新兴的市民阶层，来自五湖四海，过去人口极少流动的格局被打破了。
当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时，不同语言、习俗的碰撞，几乎是难以避免的，民族矛盾再也难以被掩盖。
第二，市民阶层从属性上讲，是普罗大众，生产力的发展，终于让平民拥有了强大的力量。
于是在近代国家，群众运动，逐渐替代豪强政治和精英政治。
而当群众与群众相互碰撞时，自古就存在的民族意识，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最有号召力的思想武器。
本文最后，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古代中国的宋朝。
可能有人要问，中世纪的巴黎、米兰，还不到10万的人口，算什么呀？
北宋时期，我们不也诞生了数量庞大的市民阶层吗？
首都汴京上百万的居民，差不多顶十几个欧洲城市，这还不算地方上，泉州、杭州等一系列商贸中心。



繁荣的宋朝商业

照此来看，中国的生产力，早在公元10世纪，就已经到达了近代国家的临界点。
那么进入资本主义的，为什么是欧洲？而不是中国？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答。
新的阶层代替旧的阶层，必然要经历革命，而革命，一定是极端残酷的。
只有最骁勇善战，不怕牺牲的团体，才能赢得胜利，开创属于自己的新世界。
不幸的是，古代中国新兴的市民阶层，完全不具备这些美德。
他们或许很有钱，但是普遍懦弱无能，圆滑机巧，总之，就是没有武德。
比如戚继光在《纪效新书》中，谈论征兵标准，开篇就是：

“第一不可用，城市油滑之人，第一可用，只是乡野老实之人。”

古代中国的市民阶层，是在强大郡县制的保护下诞生的。
他们不需要直面强敌，因为有官兵维持稳定。
他们不需要持剑经商，因为有衙门进行裁决。


再反观中世纪欧洲，由于没有强大的最终暴力，每一座城市的发展，都要经历残酷筛选。
没有现成法律，市民阶层就自己制定规则，选举执政官。
没有安全保障，市民阶层就自己组建军队，对抗地方贵族的税收，以及无处不在的土匪。
他们能在国王、贵族的宫殿里，阐述连横合纵之术，影响天下格局。
也能在最贫穷荒凉的偏远地区，白手起家，建设家园。
甚至于很多时候，还会游荡于贸易路线附近，毫无底线地客串最凶狠的强盗。
安逸的农家后院，只能诞生肉质肥美，任人宰割的鸡鸭。
而危机四伏的广阔森林，却往往生活着穷凶极恶的老虎与饿狼。
先进的郡县制，居然会在千年后，对宋朝的转型产生影响。
不得不说，这可能就是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。
<hr/>参考资料：
《史记》
《左传》
《盐铁论》
《抱朴子》
《登极诏》
《五峰集》
《新五代史》
《四民月令》
《纪效新书》
《西方社会史》
《经济与社会》
《现代世界体系》
《英国庄园生活》
《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》
《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》